无论是少数派还是多数派的法官，都不会允许美国（至少是美国本土）变成帝国。
在很大程度上，邓小平就是因为赞成刘少奇主张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17]，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全国第二号走资派。那么，这个不同的规定至少包含了以下的几个主要问题：1，人民民主专政重新回到宪法之中，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作为82宪法关于国体问题的规定，是立宪者无意之间的改变，还是另有深意？2,1979年3月，邓小平在国务院理论务虚会上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成套设备提出来的时候，其中提到的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有关人民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区别，请参见拙文《立宪者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本文已发表于《探索》2013年第3期。……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但是，对这两个版本进行仔细的对照，它们的不同是很明显的。如果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而是把它放到一个更长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放到从新民主主义历史时期作为起点来看，改革开放更多是一种复兴，是对以往历史时期一些政策和探索的复兴，而不是一种跟以往的历史毫无联系的全面创新。
可是，为什么邓小平、彭真这些1982年宪法的立宪者要在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里规定一个本应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体，规定一个容纳资产阶级的国体？何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有产阶级。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设计是要在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的政策，可是在政治上又否定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最低程度上的合理性，认为那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制度。限制与保护是基本权利法制的一体两面。
这是因为由互联网的特性所决定，匿名网络用户的真实身份不会像网下那样轻易被发现。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那些经常受到迫害的群体和教派完全可以匿名或公开地对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做法和法律提出批评。这样，架构就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了约束。笔者对此持肯定的观点，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理由：首先，匿名表达是个人基于人性尊严而进行自我保护的机制。
如果网络用户的匿名权因民事传票的实施而被剥夺，这将对网络通讯，进而对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产生明显的寒蝉效应。[31] [美] 劳伦斯·莱斯格：《代码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李旭、沈伟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5]这样，尽管宪法文字没有变，但我们已经随着社会的发展，赋予其一些新的内容，使其内涵发生了变化。《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自由表达的权利。摘要: 网络匿名表达权是公民通过网络匿名或使用假名针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而不受非法干涉的权利，具有宪法权利的属性，受宪法保护。四、网络匿名表达权宪法保护之限制由前所述，网络匿名表达权是一项受宪法保护的权利，然而正如其他宪法权利一样，网络匿名表达权的行使有其界限。
[13]实践中，哪些表达意见的行为不能进入宪法保护范围主要由法律来规定。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网络匿名表达权的保护方法不同于网下对实名表达权保护的一般方法。[25]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资料，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参见杜萌：《隐性打击报复 受害人被置法律救济死角》，《法制日报》2010年06月18日第4版。
直到20世纪60年代，匿名表达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才首先在美国得到承认。[3]胡泳：《人人都知道你是一条狗》，《读书》2006年1月，第120－127页。
基于此，笔者认为在未来的制度设计中，应注意借鉴美国的做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匿名表达权的保护制度。（2）所寻找的信息涉及核心主张或抗辩。
该案中，乔治亚州法律为预防诈骗，把匿名或使用假名通过网络传送数据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所谓宪法解释，不是把宪法文字中已经包含解决争议的内涵而解释‘出来，而是明知宪法只有原理原则，宪法的内容必须靠社会实况的理解，把应有的内涵解释‘进去，所以释宪者决不是单纯的‘执法，而是明显的‘造法。支持实名制者把实名制作为净化网络环境的良药，认为实名制有助于减少目前的网络谣言、语言暴力等不正常现象。该制度实施四年后即在2011年底被废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塔利诉加利福尼亚案的判决中首先指出：匿名传单、小册子甚至书籍对人类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审理此案。
[23]杨福忠：《网络言论自由的规制方法与保护程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共发放调查问卷600份，收回问卷556份，其中有效分卷438份。
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原告是一些利用互联网进行通信的个人和组织成员，他们认为该法将基于内容的限制加之于他们以匿名或使用假名进行网络交流的权利之上，违背了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
[9]除美国以外，以色列等其他国家的法院也以判例的形式承认匿名表达权是受宪法保护的权利。然而，伴随着这一变化过程的，是在互联网管理问题上始终存在着是否实行实名制的争论。
对他人发表的真知灼见，要么进行非议，要么进行威胁、恐吓，甚至打击报复，而社会又不能对表达者提供有效的保护。[3]它是人们出于人性尊严的本能需要而建立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18]网络允许人们匿名参与网上生活，但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一般通过网络服务提供商（ISP）可以查到。[12]根据上述法院的观点，凡是以某种精神影响，亦即以企图说服他人为目的的价值判断，无论是他人乐于接受的见解还是有可能引入不快的观点，均受到宪法的保护。
在自由辩论中，错误意见不可避免。对网络匿名表达权的限制，首先要考量该权利所蕴含的民主价值，进行法益衡量。
正如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指出的：与政治治理过程有关的言论，应当受到最高级别的宪法保护。目前我国互联网内容监管方面的法律存在的问题是缺少有权威性的统一的法律规范。
[2] 由于表达权所具有的特殊宪政价值，该权利在国际人权公约以及各国宪法中得到普遍确认。1945年7月，毛泽东在同民主人士黄炎培谈到中共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时指出：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此类纠纷在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网络侵权纠纷中占较大比重。而对与公共事务有关的匿名网络言论的立案标准应提高，只有对原告权利保护的必要性超过了网络匿名表达权的价值且原告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的言论构成了实质损害时，法院才予以立案，通过立案标准的提高来体现对网络匿名表达权保护的加强。上述四项标准既是法院对申请进行审查的基准，也是网络服务提供商代表网民利益来决定是否挑战某一具体传票的指导。这样人们在讨论表达权时，实际上是把实名身份作为一种条件预设，故理所当然地认为实名身份讨论构成了表达权的固有内涵。
注释: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法律保障机制研究（11BZZ059）的阶段性成果。本案中，TMRT的申请未通过该标准测试，故传票被撤销。
法律限制的技术是立法机关通过立法为人们设定义务和责任，公民违反法定义务，公权力机关或公民个人就可以启动法律程序，要求当事人承担法律责任，通过法律的惩处和警示的教育功能来达到预防或减少违法行为的目的。测试标准越宽松，申请越容易通过测试，对网络匿名表达权的保护强度越弱。
[24] 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公民参与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由此决定了非典型参与成为中国公民满足其参与意愿的主要模式。由前所述，网络匿名表达权具有宪法权利的属性，应受到保护。
